卫飞翔：最懂餐饮业的房地产开发商

卫飞翔：这与我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。1990年，我考上了杭州大学，我是个农村孩子，在选专业方面没有太多想法。当时，杭大有个新专业叫“旅游”，那时大家对旅游都没什么概念，只觉得可以到处去玩，很吸引人。再加上这个专业分数要求很高，我自然就觉得这个专业好了，也就选了这个专业。开始学习后，才知道旅游还包括餐饮、宾馆、旅行社等。
毕业后，我来到嘉兴，筹备当时的东方俱乐部，短短半年后，我就从刚进来时的文员，竞聘上了部门经理，负责客房、前厅等，管理着80多号人。东方俱乐部后来是嘉兴最早的两家三星级宾馆中的一家。两年之后，我已经是总经理助理了。
这些经历对我今后的发展都有着巨大意义，从大学时的专业到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，都与餐饮有关，因此，在创业选择时，我也就选择了熟悉的餐饮业。
记者：1997年，您25岁，当时创业的底气来自哪里？
卫飞翔：只能说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
但也并非是两眼一抹黑的草莽之勇。我在大学里就做过生意，而且不是那种在寝室里买卖泡面小零食的，我买卖的是商铺。
大三下半学期开始，我就盯上了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，用借来的1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，买卖四季青里的商铺。而且，我还做服装生意，我与杭州丝绸学院的老师合作，由他们设计服装，我在农村开了一个服装厂，负责生产、销售，用今天的话说，是真正做到了“产、学、研一体化”。到了1993年9月份，大四开学时，因为精力不够，我只能放弃生意。五六个月里，我大概赚了三四万元。这些钱，也一直支撑着我走到毕业。
正是因为这些从商经历，带给我许多社会积累，等我毕业的时候，早已脱去了学生的稚气，在东方俱乐部做普通文员的时候，来报名的新员工还以为我是日方代表（东方俱乐部当时由中日合资）。
工作两年后，我已经当上了总经理助理，甚至市旅游局成立时领导还准备调我去工作，但血液里流淌着的创业的欲望，不停地在呼唤着我，我知道，我该离开了。
那一年是1997年，是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年代，我在勤俭路开了家快餐店。我们的快餐店非常干净，就像肯德基一样，因此生意很好，这也就进一步激励了我创业的步伐。
记者：在快餐店干得风生水起时，为什么会选择承包戴梦得“璇宫”？在这一过程中，遇到过什么困难？您是如何解决的？
卫飞翔：承包戴梦得“璇宫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。“璇宫”的租金要120万元一年，这个数字在今天听来都是很可怕的，更别说是在1998年了。在我承包之前，它经营得并不好，一直在亏本，我接手后，第一个月亏了8万元，第二个月亏了6万元，过了半年才开始盈利。
它的就餐环境，是毋庸置疑的。在戴梦得25楼上，能旋转，能俯视全嘉兴的美景，这也正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。接手后，我改变了经营策略。在此之前，“璇宫”是做自助餐的，一天只有一顿晚餐。但当时，自助餐还不流行，对一般百姓来说，价格也偏高。我一接手，就把自助餐改为炒菜，价格也随之下降，把一天一餐，改为一天五餐，从中午开始，有中餐、下午茶、晚餐、晚茶和夜宵。渐渐地，来的人多了起来，到后来，不管什么时候，“璇宫”里都坐满了人。
在心里压力最大的时候，我就想着，要是失败了，大不了浪迹天涯，重新打工，但此刻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坚持就是胜利，凭着一腔热情，“璇宫”从高高在上的戴梦得25楼，走入了寻常百姓家。
记者：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造太阳城的？为什么在戴梦得“璇宫”蒸蒸日上的时候，又一次急流勇退，开始瞄上这一片平地？
卫飞翔：是从2003年开始的。
创业就是从一个台阶迈向另一个台阶的过程。从东方俱乐部辞职，到开快餐店是一个台阶，从戴梦得到太阳城则是更高的一个。在太阳城之前，我的店面所有权都是别人的，我很想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。然后，就想到了盖一幢自己的房子，拥有一家完全属于自己的饭店。
记者：餐饮一直是轻资产的行业，你买地造店，无疑是重资产投入，开了先河，那么你的大胆举措跟餐饮业的传统做法——租房开店有多大区别？
卫飞翔：太阳城面积有8000平方米，这么大的地方如果租的话，租金得要多少？另外，如果是租来的房子，不会花重金在装修上，因为租几年这房子就归别人所有了，大家都不愿意为他人作嫁衣。
太阳城外观和公共区域的装修，从刚建成时就是这样，10多年了都没变过，哪怕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它，也是不过时的，这装修，当时是花了大价钱的。但如果是租来的，我不会这么下血本。
而它给我带来的惊喜，远远不止这些。太阳城这块地，这幢房子，都成了公司的资产，它一直在增值，我拿它当抵押，向银行贷款，投资别的项目。
我曾经把太阳城抵押给银行，买下了现在亿代商务酒店的这幢房子，经过翻修、改造后，它成了拥有250个房间的酒店，这是嘉兴市最早的经济型酒店。后来，亿代的经营很顺利，我又将它做抵押，2007年时，在嘉善开出了第一家阳光码头，随后，余姚的阳光码头也诞生了，现在，阳光码头的连锁店已达13家。
这13家店的门面，我也是能买则买，实在不行的才去租。